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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工合同糾紛視域下《民法典》“債務加入”規則探析------基于20宗建工領域債務加入糾紛案件裁判觀點的梳理

          作者:駱偉新 來源:星辰律師 時間:2021-02-05

          引言

          《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條規定:“第三人與債務人約定加入債務并通知債權人,或者第三人向債權人表示愿意加入債務,債權人未在合理期限內明確拒絕的,債權人可以請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擔的債務范圍內和債務人承擔連帶債務”。此條規定即屬于《民法典》確立的第三人債務加入新規則。

          第三人債務加入,簡稱為債務加入,也稱并存的債務承擔,指原債務人沒有脫離原債務關系的同時,第三人加入原存的債務關系中,與債務人共同承擔債務。根據《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條的規定,債務加入的構成要件主要包括:(一)原債權債務關系有效存在;(二)第三人加入債務后,原債務人債務并不減免,第三人加入債務只是在原債務人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新的債務人,在性質上具有擔保債權實現的功能;(三)第三人加入債務,雖不需債權人同意,但應當通知債權人,或者是第三人直接向債權人表示愿意加入債務,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明確拒絕的。如果未通知債權人則對債權人不發生效力,同時債權人可以拒絕第三人的債務加入行為;(四)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擔的債務范圍內與債務人對債權人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債務加入作為市場經濟交易中的一類“增信措施”,在《民法典》實施以前在實踐中已被廣泛采用,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實踐中引發的爭議不少。建工領域,在聯建、代建、內部承包及違法發承包等多層法律關系下,合同主體之外的第三人基于某種身份及利益關系考慮,而參與到合同的履行事務中的現象非常普遍。各方在合同履行產生糾紛后,關于第三人相關行為的法律性質及應當承擔的責任類型,就往往成為案件的主要爭議焦點之一。

          債務加入本質上屬于民事法律行為范疇。筆者以民事法律行為的構成要素為邏輯主線,從債務加入的表現形式、債務加入意思表示的解釋與認定、債務加入的效力認定及債務加入與其他相關法律行為的區別等四大方面,對這一規則作體系化探析,同時對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的與債務加入有關的部分建工領域訴訟案件的裁判要點進行梳理歸納,以期對這一規則的理解及適用有所助益。

          一、債務加入的表現形式

          關于債務加入的表現形式,《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條規定了第三人與債務人約定加入債務和第三人向債權人表示愿意加入債務兩種形式。在建工領域,主要表現為第三人向工程價款債權人出具《還款承諾書》或共同在《欠條》、《結算協議》等文件上進行簽名或蓋章等行為。

          1.第三人單獨向債權人出具《還款承諾書》,構成債務加入行為

          (2017)新民終235號案:“明生元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出具承諾書,承諾由其向王政、周彪退還600萬元保證金,證實明生元公司自愿加入原債務人華遠公司新疆分公司對王政、周彪所負債務。該份承諾書僅為明生元公司單方承諾,并無王政、周彪同意免除債務人華遠公司新疆分公司向其返還600萬元保證金的意思表示。而華遠公司新疆分公司亦未提交任何證據能夠證明王政、周彪同意免除其返還600萬元保證金債務。明生元公司自愿與原債務人華遠公司新疆分公司共同承擔返還王政、周彪保證金的義務,屬于并存的債務承擔。王政、周彪雖持有明生元公司出具的承諾書,但并不能以此推定其同意免除華遠公司新疆分公司的債務承擔。華遠公司新疆分公司在未脫離與王政、周彪之間債務關系的情況下,債權人王政、周彪有權選擇向原債務人華遠公司新疆分公司主張債權”。

          2.第三人共同以欠款人身份在欠條欠款人處簽名或加蓋公章進行確認,構成債務加入行為

          (2020)川民申5142號案:“龍源坡合作社并非德業園公司案涉的合同相對方,龍源坡合作社在案涉《欠條》中明確欠付德業園公司案涉債務,并在《欠條》欠款人處加蓋公章予以確認,即其與德業園公司之間達成了債務清償的合意,自愿對案涉債務承擔支付責任,構成龍源坡合作社對于坡坡上公司所負債務的加入;關于王菱的責任問題。王菱述稱其在案涉《欠條》中簽字僅是對欠款金額予以確認,并未作出擔保的意思表示。對此,案涉《欠條》載明王菱的簽字緊隨坡坡上公司、張峰之后,同處于欠款人之下,且其在簽字后也披露了個人身份信息,王菱的簽字形成于坡坡上公司、張峰簽章之后,應當是以欠款人身份對《欠條》內容予以確認。即王菱、張峰與龍源坡合作社一并構成債的加入。雖然王菱辯稱其簽字僅是對賬而用,但該《欠條》所載內容無法證實該陳述,而王菱也未提交其他證據予以佐證”。

          3.第三人與原協議主體就協議履行事宜共同簽署補充協議,自愿承繼原協議義務,構成債務加入行為

          (2019)最高法民申5832號案:“關于浩渝礦業公司是否為《合作協議》當事人的問題?!逗献鲄f議》系由浩渝礦業公司與源泉公司簽訂。雖然2012年1月20日源泉公司、浩渝礦業公司及冶建三公司簽訂三方協議,約定因各種原因浩渝礦業公司無力履行與源泉公司簽訂的協議,故轉由冶建三公司繼續履行,且冶建三公司自愿承繼浩渝礦業公司因履行協議所產生的一切債權債務,但三方協議并未約定浩渝礦業公司因此完全退出《合作協議》,冶建三公司的履行行為應當視為債的加入”。

          4.第三人在訴訟中主動提出共同承擔債務的意愿,構成債務加入行為

          (2020)云民終85號案:“關于施朝有的責任。建安公司與車黎明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協議》中施朝有作為建安公司的經辦人在協議上簽字。2016年11月29日施朝有、車黎明、建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俊簽署《會議紀要》內容為:“終止建安公司與車黎明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協議》后,由施朝有代表建安公司對工程續建,雙方結清車黎明應得工程款”。同時,施朝有向車黎明出具《承諾書》承諾向車黎明支付尚欠的工程款。一審中,施朝有表示愿意對尚欠車黎明工程款及資金占用費與建安公司共同承擔支付責任,屬于債務的加入”。

          以上僅是建工領域中債務加入的幾種常見的表現形式。在建工領域,因工程實施的復雜性及專業性,不乏存在第三人基于某種身份關系參與到合同的履行事宜中,對相關的經濟簽證、工程聯系單、工程量審核單、會議紀要、付款申請單、對賬單及結算協議等文件進行審核及批注相關意見等行為。此時,相關主體應就上述行為是否存在債務加入的外觀表象進行甄別分析,以對該行為的法律性質及法律后果有清晰的認識,避免產生不必要的糾紛。

          二、債務加入意思表示的解釋及認定

          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的核心要素,法律上通過確定意思表示的內容,以確定法律行為,并決定法律行為的效果。行為人可以明示、默示及法律規定的特定的沉默方式作出意思表示。

          在與債務加入有關的訴訟中,通常出現一方以第三人存在債務加入的外觀表象為由,主張第三人構成債務加入,而第三人為免責,則抗辯其并不存在債務加入的意思表示或屬于其他債務擔保形式等。此時,法院必須對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的內容及性質進行解釋。

          關于意思表示的解釋方法,《民法典》頒布之前并無直接的法律規定?!睹穹ǖ洹返?42條第1款規定:“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釋,應當按照所使用的語句,結合相關條款、行為的性質和目的、習慣以及誠信原則,確定行為人的真實意思”,該規定是在原《合同法》第125條第2款關于合同解釋方法的立法基礎上,將其上升為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釋方法。

          1.第三人僅在借條空白處加蓋印章的行為,不能直接認定其有債務加入的意思表示

          (2019)渝民終399號案:“江西五建公司不應就案涉借條載明的370萬元向皮天健承擔償還責任。主要事實和理由:1.江西五建重慶分公司在借條空白處加蓋印章的意思表示并不明確。江西五建重慶分公司在借條空白處加蓋印章可能基于借款人的身份,也可能基于保證人、見證人或債務加入人的身份以及其他身份,該行為可能產生多重意思表示;皮天健也未舉證證明江西五建重慶分公司在借條空白處加蓋印章的真實意思表示系債務加入。故本案不能將江西五建重慶分公司在借條空白處加蓋印章的行為當然理解為債務加入”。

          2.第三人的相關承諾雖符合債務加入的部分客觀表象,但不能完全推出第三人具有債務加入的意思表示,第三人僅承擔補充清償責任

          (2019)最高法民申3451號案:“關于中煤建工和中能化公司是否應對本案欠付工程款及高建軍的損失承擔補充清償責任的問題。首先,根據原審查明的事實,中國煤炭地質總局作出中煤地發經營(2014)249號文件,決定將地瑞豐公司100%股權無償劃轉給中煤建工,地瑞豐公司成為中煤建工公司全資子公司,中煤建工以股權受讓的方式承接了案涉百泉公園綜合開發項目。其次,因該開發項目由當地政府主導,中煤建工向邢臺經濟開發區城市建設局出具《標前承諾書》承諾“項目中標,立即著手解決原項目建設過程中產生的遺留問題,包括原項目建設工程中產生的民間借貸以及工程欠款等”,該承諾內容的意思表示明確具體。高建軍的工程款和損失屬于原項目建設中的遺留問題,與中煤建工的承諾內容直接相關。再次,原判決認定中煤建工承擔的補充清償責任屬于第二順位民事責任,責任的第一主體仍是地瑞豐公司,并未認定中煤建工有擔保、債務加入或代為清償的意思表示。而中能化公司作為中煤建工按購買服務協議所設立的具體實施主體,在其與第一項目部簽訂的《備忘錄》中亦明確約定對工程款的支付過程負責。據此,原判決認定中煤建工和中能化公司對本案欠付工程款及高建軍的損失承擔補充清償責任,并無不當”。

          3.第三人共同在結算資料、對賬單等函件上共同蓋章確認,第三人對該行為無法作出合理說明的,推定其行為屬于做出了債務加入的意思表示,構成債務加入行為

          (2014)浙民提字第77號案:“經核實,廣勝集團公司、汪關飛分別與浙江金德衛浴有限公司、金德塑膠公司簽訂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完工后,金德塑膠公司、浙江金德衛浴有限公司在2008年工程結算匯總表、包干項目匯總表以及對賬單、函件上共同蓋章確認。本院認為,金德塑膠公司、浙江金德衛浴有限公司的財務實行統一管理,訴訟中,金德塑膠公司、浙江金德衛浴有限公司對他們各自拖欠廣勝集團公司、汪關飛的工程款債務的金額沒有舉證區分,也無法說明為何要在2008年工程結算匯總表、包干項目匯總表以及對賬單、函件上共同蓋章確認。因此,該行為應當視為金德塑膠公司、浙江金德衛浴有限公司對他們各自拖欠廣勝集團公司、汪關飛的工程款債務的加入,符合債務加入的法律規定。金德塑膠公司的該項再審理由不能成立”。

          4.第三人雖然在結算文件及還款協議上加蓋了公章,但協議上無明確約定第三人加入債務的,認定第三人無加入承擔債務的意思表示

          (2020)贛04民終1951號案:“文業公司是否應當在本案中承擔責任。上訴人梁國斌認為,文業公司南昌分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的涉案《審計核定工程結算總價》和2015年7月16日的《還款計劃》上加蓋了公章,故文業公司應當承擔還款責任。本院認為,涉案工程的發包方為宏發公司、承包方為昌輝公司,由梁國斌具體組織施工,文業公司與涉案工程并無法律上的關聯。沈漫雪在2015年6、7月份雖是文業公司南昌分公司的負責人,但《審計核定工程結算總價》只是加蓋了文業公司南昌分公司的公章,并無加入承擔債務的意思表示;而在2015年7月16日的《還款計劃》中雖然也有文業公司南昌分公司的公章,但內容明確的是由沈漫雪個人向梁國斌歸還款項,難以證明文業公司南昌分公司對債務有加入承擔的意思表示。故上訴人梁國斌上訴要求文業公司承擔還款責任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5.第三人參與相關工程會議及結算過程,承諾支付工程進度款,并參與項目后續事宜的協商及糾紛處理,應認定第三人以實際履行行為作出了債務加入的意思表示

          (2019)最高法民終341號案:“關于房實公司是否對欠付工程款及利息承擔共同給付責任的問題。房實公司系與大商公司合作共同開發案涉項目的一方主體,2013年3月29日,房實公司參與協調解決項目前期遺留問題的會議,形成《會議紀要》,房實公司同意與南通二建核對B、C地塊的已完工程量,承諾按約定支付工程進度款,支付誤工、停工造成的經濟損失及預付工程款。其后房實公司亦實際支付了大部分工程款,并參與項目后續事宜協商及糾紛處理。房實公司雖不是案涉《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的最初締約方,但其以上述行為作出了債務加入的意思表示,以實際參與施工合同履行的方式成為事實上的共同發包人,并在訴訟中主張以大商公司的抗辯事由直接對抗南通二建。故一審法院根據南通二建訴請,判令房實公司對欠付工程款及利息承擔共同責任并無不當,本院予以支持”。

          6.雖然第三人與原合同主體方簽訂的是保證擔保協議,但第三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為實際加入到合同履行并作為合同主體一方的,應認定為債的加入

          (2016)寧民初30號案:“從總承包合同及《保證擔保協議書》、《付款計劃》締約背景、相關條款約定內容及實際履行情況表明,共創集團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為整體加入到與光源電力公司、新疆電建公司的合同關系中來,成為施工資金給付義務主體,與光源電力公司一起對新疆電建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本案工程已竣工驗收并投入使用,總承包合同因未依法履行招投標程序被確認無效,并不當然導致相關責任承擔的內容無效,光源電力公司應當按照合同約定的工程款數額,向新疆電建公司履行;共創集團公司作為債的加入一方當事人,應向新疆電建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7.在協議中約定全程擔保并在協議“擔保方”處加蓋公章,按照連帶責任保證承擔保證責任

          (2017)渝民終343號案:“關于皓鼎實業公司是否應對本案工程款承擔連帶給付責任的問題。皓鼎實業公司應當對皓鼎房地產公司的欠付工程款3204163.67元及利息承擔連帶給付責任,事實和理由:皓鼎房地產公司與高守國簽訂的《補充協議》約定由皓鼎實業公司“全程擔保”,皓鼎實業公司亦在協議“擔保方”處加蓋了公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九條規定,當事人對保證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按照連帶責任保證承擔保證責任。第二十一條規定,保證擔保的范圍包括主債權及利息,當事人對保證擔保的范圍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保證人應當對全部債務承擔責任”。

          8、第三人未明確承擔責任是以原債務人在履行期限內未能履行債務為前提的,因與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條件不相同,應認定為債務加入

          (2019)粵03民終3223號案:“本案中,根據涉案《承諾函》的內容約定,李野承諾若其在2016年6月30日前不能協調支付涉案款項給封丘鍋爐廠,則由其本人承擔此項債務并在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給封丘鍋爐廠,李野并未在上述《承諾函》中作出提供保證的明確意思表示,其承擔債務的前提條件為其本人未能在約定時間內協調支付涉案款項給封丘鍋爐廠,而該條件與一般保證中原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條件并不相同,僅依據承諾內容無法推斷李野是提供的保證;上述承諾函的內容較符合債務加入的特征,即格瑞斯特公司向債權人單方承諾由格瑞斯特公司履行債務人債務”。

          在建工糾紛案件中,因合同主體以外的第三人介入合同履行事宜的形式多樣化,且與債務加入常見的外觀表象形式不符,導致各級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在解釋及認定第三人有無加入債務之意思表示上顯得無所適從,成為了案件審理中的難點,客觀上也導致各級法院在該問題的認定上隨意性較強,同案不同判的現象突出。如上述(2014)浙民提字第77號案與(2020)贛04民終1951號案、(2016)寧民初30號案與(2017)渝民終343號案,即屬于在相同或相似的案件事實下,因法院在意思表示的解釋上遵循了不同的路徑及價值取向,而呈現出兩種截然相反的裁判觀點及結果。

          最高院對《民法典》擔保制度的解讀認為,《民法典》施行后,法官在審判實務中對于一些似是而非的承諾文件,如果不能作出“令人足以信服的解釋”,應當結合《民法典》的整體立法精神進行綜合判斷。從《民法典》的相關規定看,與《擔保法》相比,《民法典》在立法傾向上已發生了變化,即已由注重對債權人的保護向平衡債權人和擔保人的利益轉變,因此,在無法作出有說服力的合同解釋的情況下,應向責任較輕的方向進行推定。筆者認為,上述(2019)最高法民申3451號一案中,法院審查認為第三人的相關承諾雖符合債務加入的部分表象,但不能完全解釋推出第三人具有債務加入的意思表示的情況下,據此判定由第三人承擔補充清償責任,即與上述最高院的思路吻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較好地平衡債權人和第三人的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一書總結認為,在認定當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債務加入還是保證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堅持文義解釋優先原則。即判斷第三人承諾履行債務之意思表示系保證或是債務加入,首先應從第三人出具的承諾函或當事人簽訂的協議所使用的文字詞句出發。如果承諾函或協議明確使用“債務加入”的措辭,原則上應依其表述進行相應的定性,除非存在足以支持偏離文義進行解釋的特別情形。【筆者注:如上述(2019)渝民終399號案、(2020)贛04民終1951號案,均直接采用文義解釋】。

          其次,判斷第三人愿意承擔的債務內容與原債務是否具有同一性。學說一般認為,保證具有從屬性,保證債務相對于主債務的這種從屬性體現于成立、轉移、內容、消滅等各個方面。而債務加入僅于產生上具有從屬性,自加入債務之時起,債務加入人負擔的債務即與原債務各自獨立發展,因而債務加入具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因此,第三人愿意承擔的債務內容是具有從屬性的債務還是與原債務具有同一性的債務,就成為區分保證和債務加入的重要標準。如果第三人愿意承擔的債務內容是具有從屬性的債務,則構成保證;如果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并未區分債務之間的主從關系,則可能被認定債務關系。

          最后,判斷當事人關于義務履行順位的真實意思。是否具有從屬性是構成債務加入和保證的本質區別,二者在法律效果上的重大差異亦多源于此。在義務履行的順位方面,一般保證具有補充性,即只有在主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之時,保證人方需履行債務或者承擔責任,而債務人加入并不具有補充性,債權人可以直接要求原債務人或債務加入人履行債務。因此,履行順位之約定可以將一般保證與債務加入區分開來。在實踐中,如果相關增信文件將第三人履行債務的前提界定為債務人屆期“不能”“無法”“無財產”履行債務,此時存在明顯的履行順位,符合一般保證的定義,應當認定為一般保證,而不得認定為債務加入【筆者注:如上述(2019)粵03民終3223號案】。

          已于《民法典》同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lt;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gt;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法釋〔2020〕28號)(注:以下簡稱《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第三十六條則對債務加入與保證責任的識別與區分直接作出了規定,該條規定“第三人向債權人提供差額補足、流動性支持等類似承諾文件作為增信措施,具有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債權人請求第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人民法院應當依照保證的有關規定處理。第三人向債權人提供的承諾文件,具有加入債務或者與債務人共同承擔債務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為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條規定的債務加入。前兩款中第三人提供的承諾文件難以確定是保證還是債務加入的,人民法院應當將其認定為保證。第三人向債權人提供的承諾文件不符合前三款規定的情形,債權人請求第三人承擔保證責任或者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影響其依據承諾文件請求第三人履行約定的義務或者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從該規定可以得出,判斷當事人是債務加入還是保證行為,仍應重點探究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因債務加入人的責任重于保證人,在當事人意思表示不清晰、不明確時,為避免加重第三人的責任,應適用“意思表示存疑時優先推定為保證”的規則;如果相關承諾文件既不符合保證也不構成債務加入,也不能推定為保證的情況下,仍不影響債權人請求第三人依據承諾文件履行約定的義務或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應當看到,第三人加入債務的外觀表象在建工領域(本文第一大點已作論述)已僅非上述解釋規定的提供承諾文件之行為所能涵攝。但毋庸置疑,《民法典》關于意思表示解釋方法以及《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的上述規定,為法院今后審理與債務加入有關的建工案件提供了清晰明確的依據及解釋路徑,將大大減少各級法院過往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對當事人相關意思表示的解釋及認定的主觀隨意性。

          三、債務加入的效力認定

          債務加入屬于民事法律行為,債務加入是否合法有效及是否存在可被撤銷的情形,應以《民法典》的相關規定為依據。筆者在本文僅就因第三人主體不適格可能導致債務加入無效的相關情形進行梳理分析。

          1.債務加入具有擔保債權實現的功能,對債務加入的效力可以參照適用與擔保行為有關的法律規定,機關法人、以公益性為目的的事業單位對外實施的債務加入行為無效

          (2019)贛05民終781號案:關于新能源學院債務加入效力的認定問題。因債務加入相當于在債務人之外為債權人增加了一個新債務人,債務加入和保證一樣具有擔保債權實現的功能,故債務加入在法律性質上最為接近且有明確法律規定的應為連帶責任保證法律關系,可以參照適用擔保法等有關法律規定來評判債務加入的效力。依據擔保法第九條“學校、幼兒園、醫院等以公益性為目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不得為保證人”的規定(筆者注:現為《民法典》第683條規定),新能源學院不得作為保證人對外提供擔保。而債務加入的責任承擔明顯重于對外擔保,因此,新能源學院的對外債務加入行為無效。

          2.法定代表人超越公司授權以公司名義對外加入債務的行為無效

          (2019)贛05民終781號案:“參照公司法的第十六條規定,擔保行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單獨決定的事項,而必須以公司股東(大)會、董事會等公司機關的決議作為授權的基礎和來源,何況債務加入。本案中,張亢出具欠條并加蓋新能源學院公章并未有董事會決議及他授權材料,因此,張亢加蓋公章的行為超越權限。綜上,因新能源學院的性質及張亢超越其權限,新能源學院的債務加入行為無效”。

          3.分公司作為債務加入人為他人承擔債權,未經公司授權或追認的對公司無效

          (2019)渝民終399號案:江西五建重慶分公司在借條空白處加蓋印章的行為并未取得江西五建公司的授權?!吨腥A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四條規定:“公司可以設立分公司。設立分公司,應當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營業執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資格,其民事責任由公司承擔……”?!吨腥A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企業法人的分支機構未經法人書面授權或者超出授權范圍與債權人訂立保證合同的,該合同無效或者超出授權范圍的部分無效,債權人和企業法人有過錯的,應當根據其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債權人無過錯的,由企業法人承擔民事責任。”【筆者注:《擔保法》廢止后,《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在第11條作出相應規定】,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分公司的民事責任應由公司承擔,但分公司未經公司書面授權或者超出授權范圍與債權人訂立保證合同的,該合同無效或者超出授權范圍的部分無效。債務加入人的法律地位類似于保證合同中的保證人,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分公司作為債務加入人為他人承擔債務,應當經公司書面授權,未經公司書面授權或追認的分公司債務加入行為對公司無效,債權人對此應屬明知。本案中,案涉借條上的借款人羅建成簽名字跡之后的空白處雖然加蓋了江西五建重慶分公司印章,但皮天健并未舉證證明加蓋該印章得到了江西五建公司的書面授權或追認;加之江西五建重慶分公司的營業執照顯示該分公司登記的經營范圍系所隸屬企業法人建筑資質范圍內的業務(不得直接從事建筑施工作業),并未授權分公司可以債務加入,故不能簡單根據案涉借條上加蓋的江西五建重慶分公司印章就認定構成債務加入。

          《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九民紀要”)第23條首次明確債權加入準用擔保效力規則,《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沿襲了這一思路,其中第七條規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違反公司法關于公司對外擔保決議程序的規定,超越權限代表公司與相對人訂立擔保合同,人民法院應當依照民法典第六十一條和第五百零四條等規定處理:(一)相對人善意的,擔保合同對公司發生效力;相對人請求公司承擔擔保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二)相對人非善意的,擔保合同對公司不發生效力;相對人請求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的,參照適用本解釋第十七條的有關規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權限提供擔保造成公司損失,公司請求法定代表人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第一款所稱善意,是指相對人在訂立擔保合同時不知道且不應當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權限。相對人有證據證明已對公司決議進行了合理審查,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構成善意,但是公司有證據證明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決議系偽造、變造的除外;第十二條規定“法定代表人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條的規定以公司名義加入債務的,人民法院在認定該行為的效力時,可以參照本解釋關于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的有關規則處理”。根據《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的上述規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加入債務的,是否合法有效可以參照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的有關規則處理,即應區分相對人是否善意,相對人善意的,對公司發生效力;反之,對公司不發生效力,即債權人在接受公司債務加入時,與接受擔保相同,均需盡到相應的審查義務。

          應注意到,《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僅在第十二條規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加入債務的,認定該行為的效力時可以參照該解釋關于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的有關規則處理,但對于機關法人及以公益為目的的非營利性機構,以及公司的分支機構的債務加入行為,認定該行為的效力時,是否可以參照《民法典》及該解釋關于擔保的有關規則處理,并無直接的規定。對此,筆者認為,基于債務加入具有擔保債權實現的功能,且債務加入人的責任通常重于擔保人,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應作可以參照《民法典》及該解釋關于擔保的有關規則處理的擴大解釋。當然,對于此問題,有待于在以后出臺的相關司法解釋中進一步明確或在司法實務中統一裁判規則。

          關于債務加入的效力問題,應同時注意《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九條關于債權人行使撤銷權的規定,該條規定“債務人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以明顯不合理的高價受讓他人財產或者為他人的債務提供擔保,影響債權人的債權實現,債務人的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情形的,債權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撤銷債務人的行為”,因債務的加入具有擔保債權實現的功能屬性,如因第三人的債務加入行為,影響第三人的債權人的債權實現的,則第三人的債務加入行為存在被依法撤銷的風險。

          四、債務加入與其他法律關系的區分

          在建工領域,基于工程項目的代建關系、實際控制人身份、母子公司之間的內部財務管理制度、實際施工人的農民工工資支付等各種原因,原合同簽約主體可能與第三人協商以簽訂相關協議的方式,對原施工合同中的工程款支付條款等作出變更。在此情形下,相關協議通常改變了原合同主體之間單一的款項收付路徑。此時,各方應對相關協議所確立的法律關系性質及法律后果有充分的認識,以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

          1.職務行為與債務加入的區分

          (2019)粵03民終22271號案:“關于吳海峰是否承擔連帶責任的問題。洪朝陽在一審中主張大道公司系倪斌一人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現其又主張吳海峰系大道公司的實際股東之一,與前述主張自相矛盾且無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本院不予采信。吳海峰在《協議書》中簽名及代為支付15000元工程款的行為,系職務行為,沒有債務加入的意思表示,一審對此認定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2018)閩民再253號案:“本院再審認為,郭徽榮主張其系作為涉案工程項目部負責人代表項目部在《承諾書》上簽名,故對訟爭債務不承擔共同償還責任。本案并無證據證明郭徽榮系涉案工程項目部負責人,即便郭徽榮確系項目部負責人,但其在“承諾人”處簽字,表明其對四冶公司尚欠通贏公司工程款數額予以確認并愿意承擔還款責任,故二審法院認定郭徽榮加入到訟爭債務關系中成為共同債務人并判決其與四冶公司承擔共同償還責任并無不當”。

          2.委托行為與債務加入的區別

          (2015)新民再終字第25號案:“昌建公司與三鷹公司、康明公司簽訂《三方協議》,約定“昌建公司施工的三鷹綜合樓,由三鷹公司委托康明公司直接向昌建公司支付建設資金。”該條款說明,三鷹公司是委托方,康明公司是受托方,受托方應當以委托方名義從事民事法律行為,行為后果由委托方承擔。受托方與第三人無直接法律關系,若受托方未按照委托合同履行義務,委托方與受托方之間依委托合同解決雙方糾紛。本案中,康明公司受三鷹公司委托代為直接支付建設資金不構成民法上的債務加入問題,三鷹公司與昌建公司簽訂并備案的《施工合同》、昌建公司、三鷹公司、康明公司三方簽訂的協議,三鷹公司是工程的發包方,昌建公司是工程的承包方,康明公司是受三鷹公司委托付款。由于康明公司受委托付款的行為不構成債務的加入,二審認為康明公司對欠付工程款仍然負有支付義務不當,綜上,原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不當,本院再審予以糾正”。

          3.第三人代為履行與債務加入的區分

          (2019)黔民終107號案:“本案中,2017年1月20日《和解協議(付款)》雖載明第三批資金到賬時(2017年6月左右)付清劉光才、冉平剛、陳代福三方工程結款的尾款,剩余部分支付張志明,但也明確該協議是為了更好地履行2016年5月19日的《和解協議》所簽,是該《和解協議》的補充協議。而2016年5月19日的《和解協議》第一條約定由奇居公司委托泮水鎮政府在購房款中扣支,并使用有代支付,代還字樣,體現了以購房款額度為限代奇居公司支付工程款、借款的意思。兩份《和解協議》中關于付款給陳代福的約定,是對款項支付方式的約定。協議并沒有明確約定這個債務已經轉移給泮水鎮政府。因此,綜合2016年5月19日的《和解協議》、2017年1月20日《和解協議(付款)》約定的內容和意圖來說,泮水鎮政府的行為并非是債務的加入,而只是一種代為履行行為,不能認定為泮水鎮政府是直接的付款義務人”。

          4.債權債務的概括轉移與債務加入的區分

          (2020)最高法民終724號案裁判要旨:“金橋公司、金匯公司是否應對欠付工程款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三款規定:“連帶責任,由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如前所述,金橋公司于2016年11月將案涉項目轉讓給金匯公司并辦理了登記,盡管金匯公司并未與裕達公司訂立新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但金匯公司陸續向裕達公司支付了3078萬元工程款,金橋公司并未支付任何工程款,裕達公司并未對此提出異議。裕達公司項目經理龍玉輝亦累計向金匯公司實際控制人謝潤蓮借款482萬元用于案涉工程。因此,裕達公司以其實際行為表明同意金橋公司將《施工合同》《補充協議》中的權利和義務一并轉讓給金匯公司。裕達公司主張金匯公司的付款行為屬于債務加入,缺乏依據。裕達公司主張金匯公司作為案涉工程的受讓人應對金橋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既沒有法律依據,也缺乏合同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債務加入與職務行為、委托行為、第三人代為履行行為及債權債務概括轉移,各自的法律關系性質及法律效果不同:職務行為、委托行為及第三人代為履行行為中,職務人、受托人及代為履行第三人的行為視為原債務人的行為,原債務人仍就債務承擔終局清償責任;在債務加入行為中,第三人加入債務后與債務人共同承擔債務清償責任;債權債務的概括轉移,原債務人脫離原債權債務關系,受讓人承繼原債權債務。

          結語

          債務加入作為一類重要的增信措施,雖然在《民法典》出臺前已經被廣泛采用,但司法實踐中法院對此類案件的現有裁判觀點,僅是基于民法學理上對該規則的詮釋。作為《民法典》新確立的規則,《民法典》及目前出臺的相關司法解釋,未對債務加入的具體適用及效力認定等方面提供更為詳細的操作指引。

          筆者建議,在工程實施過程中需要引入增信措施的,相關方應充分聽取專業律師和內部法務人員的意見,由專業律師和內部法務人員對增信措施文件進行法律審核,出具法律意見和方案,以充分保障交易安全,防范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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